八成央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全球或加速进入无纸化货币时代

加密数字货币市场风起云涌，吸引了全球投资人的目光，而从比特币到脸书的“天秤币”，再到各国央行竞相追逐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球政府间的数字货币热也在不断升温。

1月11日，香港金融发展局（下称“香港金发局”）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央行在数字货币研发方面的报告，《华夏时报》记者从这份报告中获悉，全球已经约有五分之四的央行开展及进行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香港金发局称，尽管央行数字货币一词尚未有统一定义，但其在普遍诠释上大致相同----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该词界定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由央行以数字化方式发行，并拟用作法定货币”。而香港金发局的报告也指出，我国香港地区已经于2017年开始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率领众港币发钞银行启动LionRock项目，现已进入第二阶段。

“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的创新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同步联动，人民币和港币通过两地资本市场基本实现无障碍流通。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对于人民币在跨境使用场景的便利性将有本质性的提升，最近有网友在中行手机银行开通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发现，通过手机号或邮箱转数字人民币可以看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常用国家或地区的选择。香港金管局正在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并作相应的技术准备。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可能已经研究测试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跨境支付。”1月14日，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火币大学校长于佳宁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表示。

而值得关注的是，报告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另外有日本、泰国、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士等全球近80%的央行都已经各自研发数字货币，而中国等近一成的国家央行已经将各自国家的数字化货币落定应用。

各国数字化货币场景各不同

据悉，目前正处于研究阶段或进行试点测试的央行数字货币形式林林种种，香港金发局的报告也主要从用户、范畴、架构及技术四个方面进行了区分。其中，央行数字货币在账户型或代币型架构下，采纳以下三种模式中的一种：集中模式，用户各自在央行设有帐户，并将货币单位价值储存在内，以供交易使用；分散模式，并无可识别的计划营运机构，由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担任中介并提供“钱包”服务，以供数字货币用户实现价值转移；混合模式，集中模式与分散模式合二为一，用户既可选择使用央行账户，亦可选择不通过该帐户使用央行货币数字。

“央行数字货币也分两种形式，不同国家有不同选择。以中国为例，是将数字货币限定为交易、支付功能，与现金具有同等效力；而日本的目标是发展为储备货币，不完全走交易货币的路数，因为考虑到日本人更愿意用现金的支付习惯。”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

于佳宁则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分为批发型和零售型两种类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面向公众；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面向普通用户进行使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20年中期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7月中旬，已经有18个中央银行已发表有关零售CBDC的研究，另有13家宣布了对批发型CBDC的研究或开发工作。

“不同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与流通都会存在一定差异，但全球范围内央行货币的广泛使用，将会极大地推进法币数字化的发展，提高法币流通的便捷性，提升全球金融结算体系的效率，优化货币支付体验。当然衍生出一系列全新问题和挑战，例如，对于全球反、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等问题需要有新的管理机制和国际协调方式；部分资金可能会从银行存款层面（M2）转移至数字货币（M0）层面，进而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产生影响；强势货币可能会对小国的货币产生替代效应；技术层面的风险和挑战会进一步凸显。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只能在发展中予以解决。”于佳宁指出。

报告也显示，据国际结算银行（BIS）调查显示，全球66家响应调查的央行中，约80%央行正在参与和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研发工作，其中半数央行同时进行批发型及通用型（或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其中，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银行及其他相关机构间的巨额货币交易；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则旨在满足公众日常的消费需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40%央行的研发工作已从概念研究阶段发展至测试或概念验证阶段，还有10%央行已开展相关的试点计划。

“在各国不同的工作发展中，厄瓜多尔及委内瑞拉等地区已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目的是促进其普惠金融程度，另外亦有若干例子的地区是为了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而采取央行数字货币政策。柬埔寨于2020年10月推出Bakong平台，意在利用数码代币支持及促进美元和柬埔寨里尔间的交流互通，但市场对该数码代币是否属于央行数字货币依然存有分歧。此外，该数码代币的市场反应、使用情况及大众认知仍然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法国及新加坡等其他经济体的工作正步入试点测试阶段，而瑞典亦正就其e-krona（电子克朗）与零售商合作进行实地测试，以便研发一套安全有效的数字支付系统。”香港金发局报告指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2020年10月，日本央行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一般用途”央行数字货币（并不排除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则，相关研发工作将在2021年第一财政年度初进入概念验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香港特区则于2017年开始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由香港金管局率领众港币发钞银行启动LionRock项目，该项目所进行的概念认证研究内容，包括在单一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系统下发行代币型央行数字货币及债务证券。LionRock项目透过深入分析，展示利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及进行采用货银两讫（DvP）结算的原子交易的可行性，而且相对传统银行支付系统，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可减少结算过程中所涉及的中介及架构层数的潜力。此外，香港金管局决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跨境资金转拨及外汇结算，其后进而与透过Inthanon项目与曾进行类似研究的泰国中央银行合作。

“泰国中央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的联合计划取名为Inthanon-LionRock项目，项目首阶段于2019年9月启动，并已于2019年12月完成。项目旨在创建一个概念认证模型，当中设有一个泰铢—港币区域走廊网络，以连接LionRock及Inthanon网络-----香港及泰国两个地区各自以分布式分类账技术运作的本地支付网络。走廊网络建于R3的Corda区块链平台，可让Inthanon及LionRock网络的参与者以点对点方式转拨资金及执行外汇交易，从而减少结算架构层数。走廊网络亦旨在协助银行管理外汇流动资金，同时采纳多种 货币的流动资金存款机制，并在适用情况下引入本地监管合规制度。”在香港金发局的报告中，对数字化港币的应用场景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无纸化货币进程加快

在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亚洲各国央行，还是欧洲央行以及北美地区以及非洲各国，都在加紧法定货币数字化的研发。

“数字货币之所以吸引全球央行的目光，首先是数字货币具有优越性。相比纸币，数字货币不仅能节省制造、发行、流通成本，还能提高交易或投资效率，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其次与数字化经济、技术时代相适应；第三要应对其他数字货币的挑战。”对此，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若石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

侯若石进一步分析称，当今世界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货币发行权是主权体现，但比特币、“天秤币”却挑战了国家的主权货币，甚至有抢市场之嫌，各国央行竞相发展数字货币有彰显国家主权、驱逐私人机构发行数字货币的考虑。而在央行等监管机构看来，比特币、“天秤币”等数字货币还可能扰乱全球金融稳定，损害用户隐私并助长等犯罪活动。

于佳宁则表示，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央行数字货币比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更难伪造。且与其他数字货币的分布式记账不同，央行数字货币将存在一个由央行集中管理的总账，从而使得央行具有追踪支付的能力，能够满足制止和反恐融资的要求，也便于打击逃税和贿赂等犯罪活动。

“近期，以比特币为代表数字资产价格疯狂上涨，会加强社会各界对于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资产的关注，但是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关联性并不高。毋庸置疑的是，未来数字经济将更加深层次的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数字资产将会出现爆发式的发展，金融体系也会加速向数字金融转型。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数字金融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要保障，也将有望满足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新金融需求。”于佳宁受访时也做出预期。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数字货币的“赛道”上，新兴市场国家反而比发达国家跑得快。

究其原因，于佳宁表示，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体系、金融系统还不健全，要承受美元汇率震荡的压力，还要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而数字货币比现金容易控制，可加强对社会经济的管控能力；而且，新兴市场国家直接跳过信用卡阶段，更易与数字化时代衔接；相比之下，大国的货币体系、金融网络、法律和管理体系更成熟，数字化程度也更高，所以没有强烈的变革意愿。

人们身上带的现金会越来越少，旅行越来越安全，腐败越来越难以遁形，小偷也越来越难当——有人曾这样描述数字货币时代的图景。由消费者使用的“央行数字货币”在我国则已经面世，但是在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技术漏洞、信息泄露、黑客攻击等风险。

“央行数字货币虽然由国家背书和管理，但是对个人直接交易的追踪也存在局限。为了防止被非法利用，安全方面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协调。面对数字货币浪潮，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处于尴尬境地；相比互联网发达、智能手机普及的国家，一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手机未普及的国家就相对处于劣势，所以数字货币要全面推广使用尚需时日。而就数字人民币来说，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主要阻碍，并非是货币的载体形态和现有的支付清算体系，而是资本账户的没有完全自由可兑换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才能逐步解决。”于佳宁最后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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